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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突然跳出一条信息：“你怎么没看钉钉？” 发送者是猎头雯静的上级。原来，早在八点多，上级就在钉钉上给她分配了任务，但由于久久未见“已读”状态，上级一路追踪到了微信。雯静赶紧道歉，并开始着手安排工作。第二天虽然是周六，但由于她负责的候选人有一场面试需要跟进，她无法享受完整的周末。雯静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这样，上班时间为早九晚六，但在面试环节才被告知工作会有加班，通常要工作到晚上七八点。尽管就业形势严峻，但在面试时她也无法表示拒绝加班。入职后，她才发现“七八点”只是离开

　　的时间，并不意味着工作的结束。接近一半的候选人的面试安排在周末，而作为猎头的雯静则需要实时了解情况，导致工作时间被迫延长。至于加班费？在她的公司里，这个概念不存在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每次看到钉钉界面上蓝色的标记，雯静都会感到紧张。为了避免被打扰，她甚至将钉钉设为静音模式，但仍无法摆脱工作的干扰。

　　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，工作时间和地点的传统界限已经被打破，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所谓的“隐形加班”之中。真正的休息已成为一种奢侈。

　　2019年，31岁的王萍入职北京一家公司，担任产品运营，负责构建运营组织架构、管理内容团队、制定和执行投放计划、研究产品优劣并跟踪等工作。公司告诉她，她实行的是不定时工作制，这意味着她的工作时间不受固定工作时数的限制。有时在周末和法定节假日，王萍需要值班，而下班后，如果有公司的事情，其他员工也会通过线上渠道与她沟通工作。

　　在与公司因降薪、年休假等问题发生矛盾后，2020年12月，王萍被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。她认为自己在工作中存在大量的加班，但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加班费。首先，她尝试了仲裁，但未成功。随后，她寻求了

　　的帮助。北京九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汪子元成为了王萍的代理律师。在一审前，他们梳理了加班的情况，提交了100多页的微信

　　记录、100多页的钉钉打卡记录和30多页的值班表记录。由于大部分加班都是通过线上方式进行，而且值班时需要解答相关客户的问题，发送微信公众号的内容，证据收集颇具挑战性。然而，一审并未支持王萍的诉求。收到判决的那天晚上，汪子元与王萍进行了交谈。两天后，他们在面谈后决定再次上诉。

　　在第二次上诉中，王萍一方提出，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实行的不定时工作制经过审批，因此应该不予承认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王萍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她确实存在加班的情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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