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宋庆历新政时的贡举制是怎么回事啊

宋神宗熙宁四年（1 0 7 1），王安石进行贡举改革，废明经、诸科，专以进士一科取士。元、明、清承之，亦均为进士一科取士。 ( 2 )应举资格贡举考试对应举人既不问家庭出身，也无须他人推荐。每当开科之年，一般士人只要品行端正、身份清白、身体健康、不为父母服丧者，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。这就是古人所说的“取士不问家世”，即士人可以自由报考。这就大大地扩大了选拔人才的范围，扩大了王朝统治的基础。 ( 3 )分级考试隋唐五代，贡举考试分解试、省试两级。宋太祖时创立殿试制度，开始成为解试、省试、殿试三级考试。元、明、清时期改称为乡试、会试、殿试。 唐宋时期，称取得解送京师参加省试资格的考试为“解试”。隋唐五代，一般每年举行一次；北宋中期以后，改为“每三年一开科场”。一般在各州府举行。元、明、清时期改为“乡试”。在顺天、应天府(睢阳)及各省省城的贡院举行。唐宋时的考场与现代教室式的考场大致相同，而明清时的考场，则是单间号舍。每个应举人一间号舍，答卷、吃饭、睡觉都在这间号舍内。解试、乡试一般都在秋天八月举行，按地区分配有一定的录取名额。解试合格称为“得解举人”，乡试合格称为“举人”，第一名都称为“解元”。 唐宋时期，对解试合格举人的覆试在中央政府的尚书省举行，因而称为“省试”。唐代省试合格，即赐予进士及第。宋代创立殿试制度之后，省试成为取得殿试资格的考试。元、明、清时改称为“会试”。省试、会试都是由礼部主持，在春天的一、二月份举行，一般也有大致的录取名额。省试第一名称“省元”；会试第一名称“会元”。 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对省试或会试合格举人的覆试，是三级考试中最高的一级考试。一般都在皇宫中的大殿上举行，例如宋代的殿试就在崇政殿举行，清代殿试在保和殿举行。宋元明时期的殿试，一般在三月份举行。清朝乾隆年间改为4月2 1日举行，遂成为定制。 北宋中期之后，参加殿试者一般都赐及第，不再黜落，只是根据殿试成绩重新排列名次而已。宋代殿试，一般分为五甲。第一、二甲赐进士及第，第三、四甲赐进士出身，第五甲赐同进士出身。明、清殿试，分为三甲，第一甲三名，第一名称状元，第二名称榜眼，第三名称探花，皆赐进士及第；第二甲若干名，赐进士出身；第三甲若干名，赐同进士出身。张挂黄榜公布，俗称为“金榜题名”。 ( 4 )考场规则既然科举主要根据考试成绩决定是否录取以及名次的先后，这就要求科举考试必须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。为了防止徇私舞弊，历代都规定了各种考试规则，主要有以下几种： 第一，锁院以防请托。从宋太宗时起，创立了锁院制度，规定考试官自受命之日起，到放榜之日止，一直锁宿於贡院。这样，就隔绝了考试官与其他臣僚的联系，使请托难以得逞。 第二，别试以避亲嫌。从唐玄宗时开始，即创立了对考试官子弟、亲戚，另设考场、单独考试的“别头试”制度。但时行时废，到宋代才成为定制。明、清时，又进一步规定，主要考试官的子孙及亲戚，不许参加当科的考试。 第三，按榜就坐，不得移易。从宋代开始，考试前排定坐次，张榜公布；考试时按榜就坐，不得移动、调换。 第四，禁止挟书、传义、代笔。为了防止应举人作弊，从宋代开始，专门设立了监门官、巡铺官，入场时进行搜查，入场后巡回监察，一旦发现应举人将书籍带入考场，或传递文字，请人代笔，立即严加处罚。如明太祖洪武七年（1 3 7 4）奏准：如有挟书者，照例於举场前枷号一月，满日问罪，革为民。 ( 5 )评卷规定在试卷评定方面，宋代之后，也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严密的制度。 第一，废除唐代实行的朝廷大臣的“公荐”和应举人向知贡举官投纳“公卷”的制度，使科举试卷成为评定成绩、决定弃取的唯一根据，这就是南宋诗人陆游所说的“一切以程文为去留”。 第二、实行封弥、誊录制度。封弥，又称糊名，是将试卷上举人的姓名、年龄、三代、籍贯等密封，代之以字号，以防考试官在评定试卷时徇私舞弊。不过，封弥之后，考试官还可以通过辨认笔迹得知试卷出自何人之手。为了堵塞这一漏洞，宋真宗时又创立了誊录制度。即先把举人的试卷封弥、编号，再交书吏誊录，对读无误，再交考试官评阅。封弥、誊录制度在防止阅卷作弊中起了关键作用。 第三、分等考第，多级评定。比如宋代省试，应举人的试卷先经点检官批定分数，然后由参详官审查所定等级是否恰当，最后上交知贡举官，决定去取高下。即实行点检官、参详官、知贡举官三级评定制度，以便使试卷评定做到公平、公正。 总之，上述种种考试方法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开考试、平等竞争、择优录用的原则，对於选拔人才及笼络士人都是有一定作用的。 ( 6 )考试内容隋唐以来，解试（乡试）与省试（会试）考试内容大致相同。唐初，进士科仅试时务策，高宗时加试杂文、帖经。到中宗神龙元年（7 0 5），形成“先帖经，然后试杂文及策”的三场考试制度。所谓“杂文”，在中宗以前为箴、铭、论、表之类，到玄宗天宝年间，才开始专用诗赋。 宋初，承唐及五代之制，试诗、赋、论各一首，策五道，帖《论语》十帖，对《春秋》或《礼记》墨义十条。主要以诗赋取人。神宗熙宁四年（1 0 7 1），王安石改革贡举，进士科罢诗赋、帖经、墨义，改为试四场：初本经大义五道，次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大义各三道，次论一首，次时务策三道。南宋时，分经义进士与诗赋进士。诗赋进士，第一场诗赋各一首，第二场论一首，第三场策三道；经义进士，第一场本经大义三道，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大义各一道，第二、第三场，与诗赋进士同。 明代乡试、会试分三场：第一场，试“四书”义三道，“五经”义四道；第二场，试论一首，判五条，诏、诰、表内科一道；第三场，试经史策五道。主要以“四书”义取士。 清承明制，又屡有变更，至乾隆五十二年（1 7 8 7）成为定制：第一场，试“四书”文三篇，五言八韵诗一首；第二场，试“五经”文五篇；第三场，试经史、时务策五道。至光绪二十七年（1 9 0 1），又改为：第一场，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；第二场，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；第三场，试“四书”义二篇，“五经”义一篇。但是，仅仅实行了三年，科举制度就被废除了。 至於殿试内容，北宋前期是赋、诗、论三题。神宗熙宁三年（1 0 7 0），改为试时务策一道。元、明、清一直沿袭未改。 ( 7 )赐第授官唐朝诗人孟郊在《登科后》一诗中写道：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”可见进士及是第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。这主要表现在，第一是唱名赐第。唱名赐第均在皇宫大殿举行，其仪式非常隆重。第二是设宴庆贺。唐代称“曲江宴”，宋代称为“闻喜宴”，又称作“琼林宴”。元、明、清时称为“恩荣宴”。第三是编登科录。第四是刻碑题名。现存最早的是，立於北京孔庙中的三座元代进士题名碑。另外，明代的7 7座进士题名碑，清代1 1 2科进士的题名碑，也都矗立於北京孔庙内。第五是授官任职。唐代进士及第之后，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，必须再通过吏部考试合格，才能入仕做官。从宋太宗时起，进士及第就可以马上做官，第一甲一般授予通判或知县，其他授判、司、簿、尉等幕职州县官。明、清时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；榜眼、探花授翰林院编修。第二、第三甲优秀者选为翰林院庶吉士，最低的也授予知县，比宋代所授的官职更高。

中国宋代仁宗庆历年间进行的改革。宋仁宗时，官僚队伍庞大，行政效率低，人民生活困苦，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。庆历三年（1043），范仲淹、富弼、韩琦同时执政，欧阳修、蔡襄、王素、余靖同为谏官。宋仁宗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“兴致太平”。范仲淹与富弼提出明黜陟、抑侥幸、精贡举、择官长、均公田、厚农桑、修武备、减徭役、覃恩信、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。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。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，施行新政。诏中书、枢密院同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；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，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。更荫补法，规定除长子外，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、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，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，才得补官。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。四年三月，更定科举法。另外，还颁布减徭役、废并县、减役人等诏令。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，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。五年初，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、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，各项改革也被废止 失败的原因
　　将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归于保守派的破坏和改革派的失误，似过于简单了一些。因为，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政治分歧来解释改革的失败，有违历史真实。 　　庆历三年(1043)，宋仁宗任用范仲淹、富弼、韩琦等名臣为相，执掌朝纲，决定对吏治进行整顿。范仲淹上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，旗帜鲜明的提出整顿冗官，任用贤能。三 冗三费是改革所要打击的主要目标。而裁减冗官，精简机构是改革的核心内容。这一改革在制度上所要作的主要变动，就是要改变赵匡胤恩养士大夫的祖制，向参与政治的广大知识分子开刀，打破他们的铁饭碗，所以，改革将要触动的不是少数人的利益，而是整个士-官僚层，其阻力之大，可想而知。
失败的必然
　　关斑竹提及仁宗下诏取消新政是对下猛药进行改革产生了怀疑，其实，仁宗这样做是必然的，要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，牺牲了士大夫就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，所以，还是因循守旧，以稳定为大局。这里需要提一下北宋自太祖、太宗就制定的恩养士大夫的国策。北宋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，但统治者却从五代历史汲取了消极教训，那就是武人跋扈于国家不利，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局面，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将，其办法一是重用文人，二是实行更戍法，人为的制造将不知兵，兵不识将的局面以维护其统治。实行更戍法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国防，而废除庆历新政，则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改革。仁宗罢黜范仲淹的一个原因是范仲淹带过兵，有军事威信。更主要的是朋党之议，仁宗也知道这是臣下在互相攻击，但范仲淹确实有些功高震主，而且，同整个士大夫阶层比起来，一个范仲淹再重要，也得忍痛割爱啊。 　　所以，庆历新政失败是必然的，是北宋政府体制决定的。扼杀改革的是体制，而非所谓保守派。

中国宋代仁宗庆历年间进行的改革。宋仁宗时，官僚队伍庞大，行政效率低，人民生活困苦，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。庆历三年（1043），范仲淹、富弼、韩琦同时执政，欧阳修、蔡襄、王素、余靖同为谏官。宋仁宗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“兴致太平”。范仲淹与富弼提出明黜陟、抑侥幸、精贡举、择官长、均公田、厚农桑、修武备、减徭役、覃恩信、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。